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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12-15   内容来源:广东工业大学党委统战部  点击次数:[]

    刘国建 姜剑 胡群英 房亚明

    摘 要:由这场金融危机延深的信心危机,正在强化社会已有矛盾、激活社会潜在矛盾、滋生社会新的矛盾。统一战线要运用“粘合剂”功能,引导第三部门并通过第三部门帮助党和政府多做稳人心、得人心、暖人心、聚人心的好事实事;推动第三部门并通过第三部门勇于面对危机,提振中国信心。

    关键词:统一战线;金融危机;中国信心;治理

    第一作者简介:刘国建,男,广东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使欧美经济正进入衰退,其影响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作为已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我国亦不能独善其身。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严重的金融形势,各国政府都不遗余力的采取财政扩张政策,试图最大限度的减轻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危害。由于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危害程度到现在还没见底,由此延深的是信心危机。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初的“欧洲之旅”途中,反复强调“信心是最重要的,比黄金或货币还重要”。 2009年2月28日温总理与网民在线聊天说:“我以为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信心危机和信用危机。在这个关键时刻,提振信心最为重要。”[1]大批失业人群、面临倒闭的企业主若是失去信心,看不到生存希望,在我国数千万返乡农民工失去信心,就会给社会动荡种下祸根。由这场金融危机延深的信心危机,正在强化社会已有矛盾、激活社会潜在矛盾、滋生社会新的矛盾。

    社会在某种背景下产生的分歧、争执、对立、仇恨等,在西方称之谓社会冲突,如达伦多夫的《现代社会冲突》。在我国则称之谓社会矛盾,如毛泽东的《矛盾论》。由矛盾冲突引发的社会危机事件治理(如美国的“9.11”恐布主义袭击等),中外学者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比如,(澳)罗伯特·希斯的《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000)、(英)马丁·冯,彼得·扬《公共部门风险管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肖鹏军的《公共危机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刘霞的《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网络结构:双重整合机制》(东南学术2006(3))等。这些研究成果对危机类型的分类、危机避免的预防、危机管理的策略、危机治理的机制、危机过程的控制、危机善后的处理等,都有较系统的分析研究。

    但这些危机治理研究只停留在某事件本身,做延深研究的较鲜见。信心危机是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延深。在统一战线语境下研究当前的我国信心危机及其治理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国际金融危机信心治理的发生逻辑

    信心是指对行为必定成功的信念。信心由对行动实现难度的外在认知、情绪和外在意识三个方面的要素构成。激发信心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引发另外两个要素的相关反应。也就是说外在认知、情绪和外在意识这三个要素有某种默契和一致性。这里的外在认知是指认知主体对行为必定成功的认识过程,由于这种认识过程只能是对行为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期,所以这种认识过程实际上又是一种对行为过程的想象和推断;情绪是指认知主体在受到生活环境中的某种刺激时,需要是否获得满足而产生的暂时的较剧烈的评价和体验,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外在意识是指认知主体在行为中大脑对外界事物觉察的清醒程度和反应灵敏程度,比如人们在睡眠时意识水平最低,在注意力高度凝聚时意识水平最高。

    信心治理是特指对发生的危机现象在精神层次上的治理。信心治理可追溯到教育心理学领域的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罗森塔尔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1968年,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罗森塔尔和雷诺尔·贾可布森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实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应。罗森塔尔的实验表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智慧成就的预言,会决定另一个人的智慧成就。在实验中,他们随意抽取一组学生,而后告诉这些学生的老师,这些学生经过特别的测验被鉴定为“新近开的花朵”,具有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学业冲刺”的无穷潜力。以后,师生们在各方面对他们另眼相看,老师们积极、恰当地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自尊心、自信心倍增,各方面分外努力。结果发现,当教师期待这些学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智慧进步时,他们果然在一段时间后取得比对照组学生高得多的智商分数。研究者解释说:这些学生的进步,主要是教师期待的结果,即这一效应就是由对教育对象的尊重、信任、热爱和对其更高的人际期待而产生的“罗森塔尔效应”。这一效应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提振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从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资料显示,2009年5月份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4%,是美国23年来的最大值。此次金融危机已经使世界股市减少了29万亿美元,而一战使得世界损失了3380亿美元,二战损失了4万亿美元,此次金融危机已经相当于进行了多场世界大战。陷入衰退的欧美经济现在还看不到复苏的前景。特别是一直以来被十分看好并且确实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下滑;整个世界经济处于明显的下行通道,而且下行尚未见底;多数国家出现就业困难,财政税收减少,百姓生活水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表面上看,造成的是银行坏账、企业破产倒闭、出口减少,增长放缓甚至停滞不前,本质上则造成了市场经济的信用关系和交易秩序的破坏,交易成本上升,风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最终会对人们的信心带来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从长期影响看,危机对于人们信心的打击和破坏往往是最持久和最具破坏性的,因为它会强化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危机恶化的心理预期。因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信用危机、信心危机。各国政府在危机期间所采取的一些“救市”措施,与其说是在救经济、救房市、救股市,不如说是发出了提振信心的信号。走出危机首先要恢复信心,改变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

    温家宝总理2008年底在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不断强调信心是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八次使用“信心”一词。[2]信心是成功的精神支柱,有信心才会有所为。信心能增强勇气,敢于向任何困难挑战;信心也能使人急中生智,化险为夷;信心是赢得成功的助力器。靠信心稳定市场预期,靠信心渡过难关。为此要有忧患意识、开创意识,责任意识,坚定信心,自强自立,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应对危机中求得新的更大的发展。贾庆林同志在对重庆市考察时指出:“统一战线历来是我们党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一大法宝。”[3]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统一战线工作者首先要坚定信心,并以此去影响带动党外人士和所联系的群众,提振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形成“罗森塔尔效应”。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我国阶层认同与信心透视

    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基于以社会群体的形式存在的阶级,只有通过一个历史的、认知的和实践的觉悟化过程,才能产生阶级意识,才有可能通过一致的集体行动争取共同的阶级利益,把阶级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4]马克斯·韦伯基于财产所有权的有无和人们的市场地位,把社会阶层划分为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层认同。

    经典作家们的关于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思想具方向性,由于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情不同,人们阶级阶层意识、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偏好、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因素亦相异,阶级阶层亦在相异中变化。如1992年许嘉猷等台湾学者在问卷调查阶级阶层变迁时,把获取的美国和瑞典的同类调查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资产阶级”(被定义为雇工在11人以上的雇主,雇工10人以下的被定义为小雇主)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66.7%,在瑞典是75.0%,在台湾是57.7%;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级”的,在美国是7.4%,在瑞典是25.0%,在台湾是15.2%。而“劳工阶级”(被定义为没有自主性的受雇者)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在美国是54.5%,在瑞典是34.5%,在台湾是41.0%;认为自己属于“劳工阶级”的,在美国是36.9%,在瑞典是63.9.0%,在台湾是52.2%。[5]在有些情况下,如在收入地位普遍改善的情况下,主观阶层认同的变化轨迹与贫富差距的客观数据的变化曲线,会出现背离的现象。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社会景况中,其他的社会因素,会超越阶级归属,成为影响阶层认同的更重要因素。又如1999年4月1日,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身价在股价狂潮中达到1000亿美元,这比世界上除18个最富裕国家外的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相当于全部流通美元币值的两倍。[6]1820年,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生活水准的比率大约3:1,这项比率到1913年增为11:1,到1950年为35:1,现在则上升为70:1。[7]另外,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项报告,1960至1989年,全球20%最富裕的人占有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从70.2%增加到82.7%,而与此同时,全球20%最贫穷的人所占的收入比例从微不足道的2.3%更进一步下降到1.4%。[8]在这些变化的数据背后人们的阶级归属和阶层认同亦变在其中。

    无论是马克思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还是韦伯的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层认同,对我们透视国际金融形势下的阶层变迁都有启示意义。

    2009年1月至3月我们就你的“阶层认同”做了电话访谈、网络询查。结果发现:一是人们“生活方式”上的阶层趋同现象越来越弱化,而“生活品位”上的“个体主义化”倾向越来越强烈;二是伴随着阶层流动加快,出现了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即主观的阶层认同并不完全受客观的收入、教育、职业等状况的决定;三是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社会客观阶层结构的相对固定化和主观阶层意识的碎片化趋势同时发生。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出现阶层认同“向下偏移”倾向。主要表现为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而自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对较多。表明城市公众中对战胜这场金融危机缺乏信心,同时亦表明我国即便在城市社会中,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还未形成。

    通常认为社会中间层是社会的“稳定器”,即认为庞大的中间阶层可以在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起到“缓冲层”的作用,使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得到缓解。在社会结构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趋稳定,更不容易受较极端思潮的冲击。因此,中国城市公众“中间”阶层认同的相对缺乏,以及自认为处于社会低层的人数相对偏高的现象,有可能潜藏着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威胁,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对此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由于金融危机导至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这感受在心理上被普遍“放大”。那些认为自己目前生活水平较低的人、那些认为自己未来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那些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那些认为当前人们的财产占有不公的人,都存在一定的信心危机感。所以,提振信心是当前首要的任务。

    三、统一战线语境下中国信心治理的路径选择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都不遗余力的采取强有力措施,尤其是温家宝总理参加的20国集团伦敦峰会带来了中国信心。比如在两年内投资4万亿人民币保增长,今年为“保八”目标而努力。温家宝总理就治理措施强调“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十大行业振兴规划、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制度按排。这谓之为政府制度按排而达至的信心治理。当然这是重要的。但仅此还不够,还需要在统一战线主导下通过“第三部门”构建中国信心。

    第三部门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或互助活动的社会组织,亦称非政府组织。公益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是其基本特点。第三部门参与的危机治理具有多元性、协作性和主动性,既发挥政府的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它强调对社会管理力量多元化格局的关注,对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的重视和关切。[9]尤其当前应对国际严重金融危机的中国信心,要通过第三部门在公民社会中构建。

    第三部门通过统一战线能够在公民社会中构建中国信心,这是因为,第一,第三部门的专业性使得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为社会提供各种层次、各种形式和各种性质的社会服务,通过民间大量的宣传,在广大群众中树立中国信心。第二,第三部门的中介地位使得它们上接政府,下联基层群众,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在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大量收集信息,向政府组织提出政策建议和应对措施。第三,第三部门能够在统一战线的主导下进行较广泛的社会动员,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的方式实现对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最快和最大的整合。比如,在汶川大地震后,红十字会、志愿者组织等在第一时间发动社会募捐,随后又及时组织成员赴灾区救助。第三部门是政府之外公共应急资源的筹集者,它们可以广泛动员政府财政体系之外的社会公益资源向诉求者提供援助,有效弥补政府的资源短缺。实践证明,面对象“SARS”爆发、“汶川大地震”等公共危机治理,第三部门能够通过游说、呼吁、劝募等方式引导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应对危机。团结了许多具有公共意识和献身精神的公民成为工作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且为政府应对危机管理提供和储备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发挥政府有限资源无法发挥的功能。同样的,应对如此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需要第三部门发挥政府难以发挥的功能。

    对我国政府组织在应对这场危机、树立中国信心的快速反应、责任性、透明性和合法性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应对这场危机多元主体参与的重要性。因为不同主体间有优势互补效应。乔治·里查森指出:资源互补的必要性是组织间合作的关键动力。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被视为积聚公共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两者的资源和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创新性。[10]当然在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是有一定的范围和边界的。在我国虽然公共事务的治理边界已向非政府组织敞开,但政府作为最为强大的社会组织,仍是危机治理的主力。当前在我国第三部门还远未成熟的现实条件下,危机治理中必须有一个权力核心进行快速有效的决策和救治,政府是当然的角色。中国信心治理亦必须在政府的协调与控制下达至实现。但政府组织应与多元主体形成共治,作为多元主体的第三部门也要积极地探寻与政府协作的途径,主动回应治理结构的转型。我国第三部门还远未成熟,要其成为高效、快速、协调、灵活的参与治理的主体,必须有统一战线做为第三部门的“粘合剂”,以中国信心治理为内容,以时代责任为己任,将现实中松散的非政府组织整合起来,同心同德,共克时艰,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作出贡献。

    在中国信心治理的当前背景下,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振兴信心作为服务大局的首要任务,紧紧围绕着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动第三部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努力形成群策群力谋发展、和衷共济渡难关的强大合力。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在统一战线开展“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献一策”活动的通知》,畅通信息渠道,建立信息“直通车”,反映新情况,探讨新思路,提出新对策。[11]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作用,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引导第三部门并通过第三部门帮助党和政府多做稳人心、得人心、暖人心、聚人心的好事实事,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 温家宝.四方面成绩证明中国应对措施初见成效.新华网,2009-02-28

    [2] 温家宝.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广网,2009-03-05

    [3] 贾庆林.在重庆与统一战线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9-02-12

    [4]《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8页。

    [5] 许嘉猷.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4.28

    [6]《每日电讯报》.1999年4月8日

    [7][8] 希布鲁克.阶级:揭穿社会标签迷思.谭天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2.97,99-100

    [9]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8

    [10] 南姆·卡朴库.无等级的合作:公共部门与非营利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公共行政,2004(4)

    [11] 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统一战线开展“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献一策”活动的通知.新华网,200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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