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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12-15   内容来源:广东工业大学党委统战部  点击次数:[]

    秦兴洪

    摘 要:本文从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对农民50年“以农哺工”的回报、服务大局的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作者简介:秦兴洪,男,广东工业大学,教授。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来,统一战线在为党中央“三农”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党中央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对此,统一战线需要从战略的高度转变思路,充分认识服务新农村建设,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外力强加;是对农民50年来“以农哺工”的回报,而不是对农民的恩赐;是从长远和大局出发的战略的重大调整,而不是权之计。

    一、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

    服务新农村建设,既是新世纪新阶段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扩大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世纪新阶段巩固统一战线基础——工农联盟的迫切要求。工农联盟是我们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长期执政的基础,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长期以来占总人口的80%以上,就是到今天也还占70%以上。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简称“三农”),不断加强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与其他阶层的联盟,从而形成了党在各个时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联盟的巩固,归根到底要依托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没有工农联盟的巩固,就不可能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谈不到我们党与党外人士联盟的巩固。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提高,但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影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物轻人,结果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越拉越大,农业落后,农民太穷,农村太苦,特别是农民太苦、太弱、日益被边缘化。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权利不断被弱化。在世纪之交时,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以地生财”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农民的承包地,只给农民很少的补偿,又不做合理安排,几千万农民沦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生活无保障”的三无农民,导致一部分农民沦为新的贫民群体。2006年,按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148万,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费1美元为标准计算,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12亿[1],其中大部分是农民。从世界范围看,有70多个国家制定了贫困线,其中有11个国家的标准低于每天1美元生活费的标准,中国是其中之一[2]。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一方面经济形势很好,另一方面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成为社会不安宁和影响工农联盟巩固的主要原因。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真正把解决新农村问题放在第一位,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社会才能稳定,工农联盟才能真正巩固,并依靠工农联盟这个基础,去巩固与其他阶层的联盟,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经济成分和新社会组织形式,农民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个体工商户,其中不少人成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新农村建设不仅是统一战线巩固的内在要求,也是扩大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

    3.民族工作历来是统一战线的重要职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协调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据有关资料显示,少数民族有人口1亿多,其中76%以上属农业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我国西部地区,如内蒙、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东中部地区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农村差距更大。我国还有2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将近5000万刚刚脱贫的低收入人口,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又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在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间,民族地区农村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民族冲突迭起。而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始终同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的解决密切联系在一起。大力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改善少数民族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这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民问题的关键。

    4.宗教工作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协调各宗教之间关系的基础。中国目前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信教群众已达1亿多人,其中有的宗教每年以1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在信教群众中,多数是农民,又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的农村。加快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改善农民生活,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于信教农民和不信教农民携手奔小康,共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言之,新农村建设,是新世纪新阶段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

    二、对农民50年“以农哺工”的回报

    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实行的是农业哺育工业,农业向工业积累资本的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农民一直是处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人数最多的依靠力量。他们依靠自己的明才智,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成为了中国安天下的基本力量、中国改革的先行者、工业化道路的掘进者和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其功不可灭,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今天是回报和补偿的时候了。

    1.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农民是安天下的基本力量。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地少,自然条件差,生产力总体上还比较落后。这样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天大事情。中国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仅占世界耕地十分之一土地上和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的有限资源,生产出了全球四分之一的粮食,解决了占世界22%的人口吃饭问题,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是中国农民在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创造的一大辉煌!

    2.农民是中国改革的先行者。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变革都是农民当排头兵,都是农民的力量主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改革与进步,每次都是农民率先突破旧体制在前,甚至冒死冲击旧体制。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首举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义旗,拉开了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序幕,到“草根民主”——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创造,开辟了一条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示范的作用。中国农民参与和主导的农村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起了探路的作用,其伟大功绩必将永载中国的历史使册。

    3.实现工业化是中国人民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农民作出牺牲、奉献国家的过程。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土地、原材料和市场,还源源不断地输送工业化的产业大军。有关资料显示,1950年至1994年的45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大约取得了20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明税)2733亿元,财政支农支出5346亿元,政府通过农村征收制度提取农业剩余净额17486亿元[3]。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年均量在400亿元左右。从1985年的391。8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3591亿元[4]。可以亳不夸张地说,中国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基本上来自于中国的农业,中国农民是中国国有企业及其国有资产的最大投资人,最大的“股东”,50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分红”。

    4.计算农民的贡献,不要忘了农民工的贡献。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大城市的扩张,小城市的涌现,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其生力军不是其他什么人,是农民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每年大约有1亿农民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形成了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数以万计的城镇,城镇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40%,集中了全国工业总值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正是在这些地方,集中了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绝大部分,他们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默默地流汗,甚至流血。他们吃苦耐劳,承担了城里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劳动时间最长,工作条件最差,但工资收入最低,还常被拖欠,有的甚至成为永远要不到的死账。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目前每3个产业工人中就有2个来自农村,而在1978年,全国99%的产业工人来自城镇居民。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表明:在20世纪最后20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农民工)的贡献在16%左右,也就是1。5个百分点[5]。广东省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2600万人,据估算,农民工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6]。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超阶级过9800万人,有人测算,一年创造的GDP总量应为3。9万亿元,这一年全国GDP为11。67万亿元,其中农民工创造的占了30%以上。目前,约有1亿农民工在城镇打工,连同带出的家眷约有1。3亿,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这些农民工绝大多数集中在非公有制企业之中,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国的工业产品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力,正是由于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做出巨大贡献。简言之,农民工把他们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城市,他们是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支生力军。

    5.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的最大财富。新中国50多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建设用地的名义,大量向农民征收、征购土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4。4亿亩,到2004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减少到13亿亩,净减少1。4亿亩。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耕地征用基本上带有强制的性质,只给农民很少的补偿,实际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政府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以征用价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近10多年来,通过廉价“圈地”,城市从农民手中拿走土地差价2万亿元[7]。另有学者测算,如果按每亩地少给农民2万元的保守估计,各级政府至少获得了4万亿元的收益[8]。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的调查和测算发现,地方政府“吃”地为生,“卖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个别市县高达90%左右[9]。中国农民舍小家、顾国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据中国社科院调查,从1990年到2002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达4736万亩,13年来全国共有6630万农业人口失去土地[10]

    6.农民是历次宏观调控中压力最大的承受者。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历史,凡是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农民总是识大体、顾大局,成为最大的牺牲者。1988年的通货膨胀,国家进行经济宏观调整,经济的天平向城市倾斜,使农民在1989年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纯收入第一次实际增长为负数,即负1。6%。90年代中期的宏观调整,农民付出的代价可以说做出的贡献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当时,国家下决心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国企职工下岗,有些老工业基地的失业人员超过了10%,经济形势严峻。为了保证国有企业的改革、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1995年,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开始了幅度大、时间长、范围广的下跌,到2000年已经累计下降了56。7%。如果粮食产量保持不变,仅价格下跌就使农民收入损失一半以上(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保持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关系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92期)。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绝对数从1996年的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73元,仅此一项,从1997年到2000年间,全国农民累计损失现金4000亿元左右[11]。也就是说中国农民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整贡献了4000亿元。国有企业改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3000万老工人为此付出了牺牲(下岗、失业)。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04年4月27日发布的《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的数据,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2818万人。他们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代价,但大量的代价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因为正是农民贡献的4000亿元,才保证了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才使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经济宏观调整得以顺利推进。这些何偿不是中国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呢?

    总之,中国农民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工业大厦,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谱写出中国城市建设最辉煌的篇章,用他们的双手夯实了共和国治国安邦的物质基础,用他们的脊梁支撑着前行中的中华民族的躯体。然而,对于农民半个多世纪所做这些巨大贡献,国家和城市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补偿性的回报,从公正分配规则讲这是分配的不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应当是给予农民补偿回报的时候了。统一战线工作只有认识到农民的上述贡献,就会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关于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就会更加自觉地服务新农村建设,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知识密集、资金雄厚、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动员统一战线内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这同样是对农民的回报,而不是对农民的恩赐!

    三、服务大局的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1.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这是因为第一,从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目标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方针,涵盖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环境文明等方方面面,内容十分广泛。第二,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农村现状看,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少部分农村比较富裕,但是相当多的农村还比较贫穷落后。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人口仍然是少数,9亿农民是多数,中西部地区有5亿农民。中国农村仍有一半农民看不起病,一年现金收入不够住一次医院,中西部地区农民因无钱看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12]。一些农村家庭无钱供孩子上学或因孩子上学致贫,一半农户因孩子上学而返贫,“过去一个人劳动,养7个人,现在7个人劳动养不了一个大学生”。“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13]。尽管这两年中央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方针,免除农业税、对农业实行各种补贴,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的学杂费,扩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复盖范围等兴农政策,但在基础设施以及公共卫生、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欠账太多,巨额投资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就是发达地区的农村,对比“20字方针”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第三,从农民文化素质看,现有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新老文盲和半文盲数量还比较大,解决起来也不是短期能办到的。第四,从缩小城乡的合理差距看,并非短期内解决得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官方公布的材料,2005年,中国城乡差距为3。22:1,2006年,扩大到3。28:1;2007年,再扩大到3。33:1。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2007年11月说,当前,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之比为6:1。世界上多数国家这种比率为1。5:1 ,超过2。5:1 的极为罕见。还有城乡教育、医疗、就业、政府公共投入、金融资源等上的差距,解决这些差距并非容易的事情。第五,从中国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关系看,新农村建设可以更好地促进城市化,而城市化的推进也有利于农村发展。然而,中国城市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任务十分艰巨。今后20年即使每年城市化率增加1个百分点,意味着城市每年要吸纳约1500万人,对城市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即使20年后,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农村人口也还有6亿到7亿。因此,中国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直接决定了新农村建设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此外,按国家统计局测算,按全面小康体系标准,2005年,全国农村小康实现程度才28。2%,其中经济发展方面实现程度为20。8%,社会发展实现程度为33。9%,生活质量实现程度为38。5%,人口素质实现程度为15%,农村合作医疗实现程度为17。5%,农村养老保险实现程度为11%。[14]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全面建设小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新农村建设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有13亿人口,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天大的事情。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全局稳,农民定,天下定,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实践反复证明,“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对此,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还说“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15]党的十六大及其后,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启动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这是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2006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五个1号文件,对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具体部署。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更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根椐党的十七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革命、建设和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历来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崭新局面。当前,统一战线应当要有长远和全局的战略眼光,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而不能把服务新农村建设看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临时举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自觉地运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资源,充分调动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积极性,为新农村建设这个大局服务,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这个党执政兴国并长期执政的重要法宝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29日

    [2]《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0月29日

    [3] 施峰:《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中国和平掘起》,《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24期

    [4] 陈桂棣等:《中国农民调查》,第1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5] 王梦奎《通过“三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经济日报》2003年9月18日

    [6] 毕四生:《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前沿问题报告》第328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

    [7] 贾大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走势及对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24期

    [8] 赵振华、陈江生著:《当前党政干部关注的重大经济问题》,第11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

    [9]《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15日

    [10]《南方周末》,2004年9月2日

    [11]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载《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

    [12]《广州日报》,2004年11月6日

    [13]《南方日报》,2005年3月9日

    [14]《南方周末》2006年9月14日。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65页、77页、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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