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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12-15   内容来源:广东工业大学党委统战部  点击次数:[]

    李庆玲 康兆春

    :本文旨在知识经济和国际化的全球化新语境中考察作为知识分子阵营的民主党派的发展生态。在知识经济和国际化的推动下,作为文化的代理人和知识代言人――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党派――也步入两难的境遇。一方面,他们努力坚守文化传统,面对知识和文化的转型却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挖掘文化的潜在经济价值,却又遭受良心的文化谴责。文章运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考量民主党派发展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同时也分析他们发展的机遇,并在文中探讨一种可行的特色发展出路。

    关键词:民主党派;文化资本;知识;文化

    第一作者简介:李庆玲,女,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中,知识经济和国际化语境对知识和文化的获得、积累和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知识和文化的生产已经发展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民主党派的发展也产生切实的作用和影响。具备知识和文化代理人身份的民主党派人士,如若缺乏对这种新语境的认知,他们所经历的阵痛是可想而知的。笔者将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来深入分析民主党派发展中所经历的一些问题和机遇,并在文中提供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知识转型

    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正在加速国际化的过程,所谓民族的也就是全球的,全球的也是民族的,全球和民族在矛盾冲突中生存和发展。薛晓源在《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的序言中就指出,“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是当代知识分子认知、关心和介入现实的工具”[1]。知识分子敏锐地触摸到了知识和文化在全球化语境的转变。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由福特主义的“资本密集”和“经济垄断”步入后福特主义的“信息技术”和“消费资本主义”时代。霍尔指出,除了信息技术的重点转移之外,后福特主义也出现了其它特点,如“体现了对选择与产品区分、营销、包装与设计以及根据生活方式、品味和文化而非社会阶级来区分消费者的侧重”[2],这意味着后福特主义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在文化模式、文化主题和文化消费方面,也同样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中,知识被赋予于了空前的经济价值。而对于知识的这种转换,利奥塔德感慨道:现在和将来知识都是为了出售而生产、都是为了新生产中的定价而消费[3]。知识的经济气息使得知识本身更加难以界定。福科曾说,“如果资本积累是我们社会的本质特征,那么知识的积累也不亚于此。如今这种知识的运作、生产与积累离不开权力机制;各种复杂关系必须进行分析”[4]。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他的《后工业社会来临》指出,后工业社会将以“知识价值理论”而非“劳动理论”为标记[5],知识经济将兴起,产品将向服务转移,这些都体现了知识在未来经济的重要作用。知识的生产与利用对于财富创造至关重要,它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因素。

    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其生产和积累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的生产被赋予了消费和产品色彩,它和经济利益的创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散播也是以服务市场为目的,知识被沦为一种逐利工具。知识被个体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商品化,知识,本为一种公共财富,而今却被经济阻隔了其分享的途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在新语境中发生了变化。从福科到利奥塔德,从霍克海姆到阿多诺,他们都指出“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张力,做为经济的主导者,西方国家同样也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合法仲裁。“权力”主导着知识的生产,知识的生产也为“权力”正名,尽管在一些程度上,它们之间的张力使知识试图摆脱权力的束缚,而取得独立和自主。而在现实的层面,它们很多时候体现为一种共谋关系。

    对于知识和文化的转变,新自由主义思想也起着重要的重要。知识经济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共同作用我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感知。新自由主义强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行政干预,实现自由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知识和文化都很大程度上披上了商品的外衣,它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这一点很明显是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知识和文化在传播中,或者更为精确地说,在流通中,已经成了具有经济附加值的知识产品和文化产品。购买和享用知识产品或文化产品的人,包括知识分子,自然也就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行为规定着知识和文化的生产,而市场也同时在规约着他们的消费行为。这种知识和文化的生产及传播已经大大区别于以往那种学院式的纯知识观念,知识的功利性凸显了,消费意识增加了。

    尽管中国当前知识经济语境尚存在巨大的差距,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勿庸置疑的一点是,知识经济在城市特征最为明显,而城市也正是民主党派人士聚居的地方,因此,在知识语境中探讨当前中国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境遇是恰当的。

    二、民主党派人士发展的两难

    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和文化的代理人,民主党派人士深深地体会到了当前知识语境下尴尬的境遇。举五四运动以往,知识分子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他们最先触摸到时代的脉搏,最先接触外来的先进思想。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民族党派人士是主要的推手。而今,尽管现代性转型在中国尚未彻底完成,站在时代先例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回顾这段激进的历史。反省反思都是知识分子批判思维的锐利武器。正是因为有了这把利刃,知识分子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气息,面对当下,反思传统。身处于知识经济的前沿阵地,他们首先感触到的是身份的焦虑,他们的身份不再光环依旧,不再不证自明,相反,时下的语境模糊了他们的身份感,现实和理想,现代和传统,各种对立因素的交织使他们在经受了现代性焦虑之后,再次经历身份的焦虑。

    知识经济首先发难的是其代言人的知识观念。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理解是经典的学院派观点。在他们眼里,知识是人们追求的纯洁理想,是人类共享的财富,知识存在的唯一目的是造福人类。这种观点显然和知识经济的观点相去甚远。传统的知识分子羞于谈及经济,认为这种言谈有辱学风,他们认为即使知识学问不是和经济对立的,也决不能把两者并为一谈。做学问就是要任尔经济海潮汹涌,闲庭信步缆群书经典。这种不问经济事的治学观,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毕生写照。而知识经济认为知识是一种产品,要实现其经济价值,自然要其代言人――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经济事务,把知识这种象征性财富转变为实际的财富,借用笛卡儿的话说,就是‘我流通,故我在’。

    知识分子的尴尬身份焦虑正在传统观点与当前现实的对立之间加深。知识分子的雍容,换而言之,他们的‘清高’,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是,这种雍容和淡定的气质,又是知识分子区别市井小人、达官贵人等的显著标记。他们守隅知识文化传统,试图和当前的浮躁繁杂的现实割裂。但是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他们也是人,他们有自己生存需要,他们更加敏锐更加紧迫地感触到时代的现实,所以这种转型中的身份焦虑是刻骨铭心的。

    如何找回知识的代言权,如何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架起桥梁,如何逾越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鸿沟,是知识分子要对面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他们要坚守传统,追寻自己崇高的知识文化理想;另一方面,他们也要面对生存的压力,生活在现实的知识经济语境中,逐波于经济海潮。两者之间看似绝对的对立,然而换个角度,它们也是统一的,是可以调和的。为解决这些问题,顺利实现知识分子在知识经济时代转型,本文笔者认为,“文化资本”理论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参考框架。

    三、文化资本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所有生活方式的总和[6]。正是在这个定义的框架内,身为社会学家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展开了对文化的探讨。作为一种隐形的、象征性的社会元素,布迪厄认为,文化和经济一样具有社会构成功能,文化的积累、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消费同样决定人们在社会的地位。与正统经济学不同,布迪厄认为文化并非是超功利的和无目的的,他把自己的文化解读当成一种总体性实践经济学,为文化去蔽。正如朱伟珏指出,布迪厄旨在利用经济学隐喻来揭示现实社会中各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7]。布迪厄以“习惯”(habitus)、“场域”(field)和“资本”(capital)建构了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属于文化正统的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技能和判断的价值形式。譬如在教育场域里,是一种构成文化资本的学术资历”[8]。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是具体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第二种是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存在;第三种是体制形态,以文化资本的形式由权威机构授予,并成为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资历认证[9]。很显然,这三种形态对应了个人,社会和体制三个方面。个人形态体现为个人的文化涵养和文化积淀,既是一种内在文化气质,也可以后天习得。而作为有形的文化物品,文化资本的客观形态在现代社会既可收藏,也可以直接参与流通和交换。文化资本的体制形态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的规范,通过公众认可的方式,比如教育、证书认定和经典的钦定,以确立和巩固自己文化资本的地位。布迪厄一再指出,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方式是继承,但是他也指出,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也体现为“教育塑造心智判断、分类活动的过程”[10]。这也是布迪厄思维的二元性所在,继承得来的文化资本是自然的、家庭特有的、内部的,教育得来的文化资本则是后天习得的、非自然的和公众的,也即“生活世界”(life-world)和“系统世界”(system-world)之间的二元[11]。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也和他对法国高等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考察紧密相关。他曾指出,教育机构,主要是高等教育,是当前合法文化的制造者、灌输人和大众社会的驯养师。他也指出,知识分子这个标签本身,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文化与符号资本[12]。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高等教育的结合绝对性地主导了文化的走向,引领知识的变革。知识分子是文化传统继承的纽带,换言之,他们是传统文化再生产的决定因素。他们本身就是通过后天教育而获得文化的身体化形态的典范,习惯化在他们身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注重积累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也具备了对这些物质化形态文化资本鉴定的资格。而在体制形态文化资本方面,他们掌握了文凭的颁发和授予以及资格证书的认定,他们也是参与经典钦定的主要人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知识分子就是文化资本的代言人,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者。他们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场域,他们的文化符号标志使他们区别与市井小人、权宦和暴发户。他们所处的特殊位置使他们成为了社会道义的维护者,他们和权力之间的张力又使他们能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知识和文化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立场(尽管布迪厄对这种独立自主持有保留意见),使他们能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维持中立,不辜负仲裁者的角色。

    尽管如此,在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对自己的文化资本却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由于过于自恋,他们难于接受资本理念,他们不屑于或羞于正视知识和文化的经济价值,更不耻于兜售自己的知识或文化资本,而面对文化所带来的权力诱惑也比较迷茫。他们这种自闭状态显得不合时宜。而对此,古德纳(Alvin Gouldner)却表达了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他指出,知识分子将是未来社会的中坚,他们分为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他们都具有文化的批判话语[13]。知识分子若是能在社会进程中恰当而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批判话语,对自己文化资本有更为客观的、积极的时代认识,他们对于改善自身生存状态,推进群体发展,乃至整个知识和文化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将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

    四、民主党派发展出路思考

    民主党派人士,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整体,其发展始终要以统一战线理论为依托。民主党派的发展始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的发展就没有依靠,失去了方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阐明了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关系,也反映了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一点在江泽民的讲话中得到了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14]这是民主党派发展的前提认识,只有在此基础上,民主党派人士才有可能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文化资本的优势。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代言人的民主党派人士首先要对知识和文化有清醒的本体论认识。知识和文化的本质是什么,知识和文化的经济附加值在哪里?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播和获取有了哪些变化?它们和权力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当今时代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缺乏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知识分子恐怕也有负于其代言人和文化代理人的这种身份。身为知识分子,他们也需要对自己所积累的文化、所传承的文化进行新的认知。如何认识文化对社会的重构?如何认识文化对社会‘区隔’(布迪厄语)的产生?如何看待文化的再生产、文化的传承、文化的交换?如何看待文化的商品化?笔者认为,民主党派在谋求自身发展时,不妨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化认识,以统一战线学说为理论,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依靠,以知识和文化为发展核心,走知识和文化的路子。

    具体而言,我们首先要抛弃自恋和清高,对自身生存和发展重新评估。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为社会发展作贡献,这种贡献就呼求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知识前沿领域,实现知识和生产力的转化,同时也实现知识的经济价值,在经济价值的回报中实现对知识的时代认识。对于广大身踞教育一线的民主人士而言,他们也可以大无畏走出象牙塔,摆脱‘纯知识’、‘纯文化’概念的桎梏。为了使博大精深的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他们对文化的态度显得极其重要。他们可以使这些文化的资本流通起来,把文化从隐形转为显形,从象征变为实物。借用普遍统一的新规则,也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流通规则,文化不妨走出传统的误区,接受一定形式的外包装,从而达到实现其经济附加值,弘扬自身的目的。民主党派人士可以在文教事业中谋求自身发展,并用新形式推广文化。他们自身所积累的文化,无论是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还是制度化形态,都可以,也都有待于在工作/教育实践中流通起来,这种流通是时代发展的呼吁,更是知识分子切身发展需要。

    民主党派的发展始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统一战线为依托,把握时代命脉,感受时代气息,响应时代召唤,接受时代使命。在全球日益知识化和国际化的新时代,传统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身份也遭遇了空前的挑战。身为文化的代理和知识的代言,他们所经历的阵痛,也是民主党派发展的瓶颈和机遇,大而言之,也是所有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所经历的困难处境。透析知识和文化传统,坚守传统、捍卫价值,挖掘它们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资本附加值,唯如此,民主党派的发展才能更具特色。

    参考文献

    [1] 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2] [3][4] [5]蒋晓萍,《跨文化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生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77,79,82,83

    [6]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A],转引自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5

    [7] 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 《社会科学》[J],2005(6)::117

    [8] 张意,文化资本[A],转引自陶东风、金元浦:《文化研究》[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8,272,273。

    [11] 布迪厄,“文化资本”观念的本源、早期发展与现状【英】D.罗宾斯,李中泽摘译,《国外社会科学》[J],2006(3):36

    [12]张意,273, 276

    [13] 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M],顾晓辉,蔡嵘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33

    [14]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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