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统一战线新作为
  • 新形势下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问题研究
  • 新时期统战文化问题探讨
  • 统一战线语境下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信心治理
  • 统一战线网络传播效果的调研与思考
  • 统一战线服务新农村建设问题的思考
  • 民主党派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作用
  •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参政党职能研究
  • 从革命先辈“交友之道”谈高校统战工作的以人为本
  • “文化资本”视角下的民主党派发展研究
  • 学习多党合作理论的体会
  • 《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与广东工科高等教育的应对
  • 巩固工农联盟: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


    发布时间:2008-11-07   内容来源:广东工业大学党委统战部  点击次数:[]

    秦兴洪

    广东工业大学

    摘 要:本文分析了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着力点——巩固工农联盟的理论根据、现实根据和历史根据,概括了新世纪新阶段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全文四个部分,即:一、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思想,工农联盟就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运用于中国,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基本战略思想。这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着力点的理论根据。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统一战线内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成为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着力点的现实根据。三、纵观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民众基础。在中国,农民占大多数,是中国民众的主体,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执政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工农联盟。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工农联盟仍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的历史根据。四、农民定,天下定,农业兴,国家兴,农村稳,全国稳。中国共产党要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赢得农民,巩固工农联盟,就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更好地同农民利益结合起来,而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巩固 着力点 统一战线 工农联盟 新世纪新阶段

    一、工农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思想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不论在反对封建主义还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也无论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否得到农民的支持,直接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取得胜利,必须同广大农民联合,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全面论证工农联盟思想时指出,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得不到农民的“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的国家政权。当进入大规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时期,列宁又指出,在这个时期,“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学会采取从经济上满足农民要求的办法,采取尽量多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并认为“这个问题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同盟军的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始终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不断加强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盟,形成了各个时期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基础,这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同时他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谈到统一战线时就明确指出:“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在农业合作化中,他又强调,只有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否则,“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从这个思想出发,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和主人翁地位,并通过土改和互助合作,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投身革命、建设的积极性,保证了中共执政的最主要的群众基础的巩固。尽管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失误,即使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他也始终没有忘记农业和农民,使工农联盟得以巩固,农业生产仍然得以稳定的发展,农村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中共执政地位得以巩固。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工作重点的转移,把新时期统一战线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联盟,是基础。从这个思想出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情出发,选择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把农民从旧体制下解放出来。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从1982年开始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了五个“一号文件”,农民积极性大提高,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农民开始富起来,工农联盟得到了新的巩固和发展。党中央领导集体依靠工农联盟,广泛地团结了知识分子,成为第一个劳动者联盟,并依靠这个联盟,把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团结起来。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各方面改革深入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得以突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私营企业主等许多新的社会阶层,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那么这个联盟的基础是什么呢?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工农联盟。因为,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必须最大限度地加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工农联盟巩固了,革命、建设、改革就顺利进行,蓬勃发展。”党中央进一步强调,新时期能不能正确处理好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领导和工农联盟,党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这一思想出发,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完善了家庭承包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了农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普遍开展了包括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在内的村民自治;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到上世纪末,全国农村总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阶段,工农联盟继续巩固和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统一战线包括的对象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而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联盟的巩固,归根到底依托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服务于工农联盟的巩固。为此,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这一思想出发,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在党和国家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位置,强调“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做好‘三农’工作,对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支农利农惠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有效措

    施。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统筹城乡发展等要求。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党中央从2004年开始至今连续发出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五个“一号文件。农业和农村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工农联盟得到进一步巩固。

    总之,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从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运用于中国,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基本战略思想。这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着力点的理论根据。

    二、工农联盟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

    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能否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成为国家兴衰和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国进入新世纪也正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处于矛盾的凸显期。广大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一些由于土地、环境、资源和农民工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屡屡发生,包括一些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到新世纪新阶段工农联盟这一统一战线的基础地位。

    “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的问题,中央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兴农惠农政策和措施。据统计,从1978到2003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共计56件。中共十六大后,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尽管这样,由于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传承的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重物轻人,一切为了GDP的价值取向,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越拉越大,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权利不断被弱化。

    首先,在经济方面,城乡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农村社会严重滞后于城市。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在经济发展层面,城乡存在巨大差距。就收入而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1,1994年为2.86:1,2004年为3.21:1,2007年为3.33: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2007年11月说到,当前,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之比为6:1。世界上多数国家这种比率为1.5:1,超过2.5:1的极为罕见。就消费而言,在人均消费方面,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从1985年的2:1,扩大到2005年的3:1,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2555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值只相当于城镇居民1990年以前的水平。二是农民未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农民合法权益不断受到损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年均量在400亿元左右,仅从1990年到1998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就从农民手中拿走19084亿元。为了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凡是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农民就成了最大的牺牲者。9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保证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大规模压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有学者初步估算,1999年与1996年相比,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至少要减少4000亿元,可以说仅从1997年到2000年短短的4年中,中国农民实际减少的收入至少在16000亿元以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的最大财富。近10多年来政府通过廉价“圈地”,城市从农民手中拿走土地差价2万亿元。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的调查和测算发现,地方政府“吃”地为生,“卖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个别市县高达90%左右。中国农民舍小家,顾国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据中国社科院调查,从1990年到2002年,13年来,全国共有6630万人口失去土地。三是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城乡同样存在巨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城乡教育、城乡医疗卫生和城乡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

    其次,在政治领域,突出表现为农民与党政机关、司法和执法机关、村民自治组织、涉农公共机构的矛盾和纠纷,以及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中官僚主义、执法不当、行政不当、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甚至充当农村黑恶势力保护伞,或者挑起民族、宗教宗族矛盾,欺压农民,或者当官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引发的一部分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与农民群众之间、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民工问题,目前约有1亿农民工在城镇打工,连同带出的家眷约有1.3亿人,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他们的户籍身份是农民,职业身份是工人,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生力军。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目前每3个产业工人中就有两个来自农村。然而,农民工的产业工人的地位,并未被一些地方政府和城里人所认同,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往往向资本倾斜,“强资本,弱劳工”,不仅放弃对新型劳动关系的保护,甚至牺牲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些私营企业主认为是“雇主养活了员工”,劳动关系变成了资本意志的彻底胜利。文件上虽然说农民工是产业工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的付出与得到的回报相差甚远,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无作为、乱作为,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第三,在社会生活领域,主要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引发的矛盾,如环境污染、资源损耗,以及农村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等引发的矛盾。

    第四,在思想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与各种腐朽落后文化和精神拉圾之间的矛盾,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如计划生育问题、农村殡葬改革问题等引发的矛盾。

    上述矛盾直接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进而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因为,这些矛盾在新世纪新阶段有其新的特点:一是群体性事件比较多,信访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从当前农村利益结构看,大多数农民,包括农民工在内,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往往缺乏能力和渠道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利益关系的失衡使农村社会各种利益冲突和利益纠纷引发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2003年,有一个省的省、市、县三级信访部门接访人民群众上访共58万件,其中集体上访8万件,群众到省委、省政府和越级进京上访问题突出。在这些上访案件中,涉及农村社会矛盾的占了三分之二。2005年,出现了被海外媒体称为所谓的“农民信访洪峰”。二是存在明显的对抗性因素。有一个省仅2005年由于群体性上访或暴力抗法引起的暴力事件而导致的公职人员伤亡或致残的达162人,受伤1508人。2008年贵州“6.28”瓮安事件,云南孟连县“7.19”暴力冲突事件,前者涉及的是农民因基层治理软弱无力、公权使用不当,群众与公安矛盾长期积累势同水火所引发,后者是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围绕橡胶林产权归属产生的纠份。三是物质利益冲突突出,经济利益矛盾引发冲突明显。特别是土地征用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组对全国2749年东中西部村庄的统计结果显示,有村民上访的村庄比例为28.9%,约40%的村民上访反映的是土地征用问题,26%是承包地流转问题,两项合计65.4%,其中东部地区上访的达73.7%。四是社会影响异常敏感,干群关系矛盾仍然尖锐。五是执法部门执法不依法,农民上访要说法。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农民的根本利益,巩固和扩大了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30年来,我们在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工作不作为、乱作为引发的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直接威胁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这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着力点的现实根据。

    三、历史经验的昭示

    纵观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一个执政党要想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除了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外,最重要的一条,必须不断加强和巩固赖以生存的民众基础,赢得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而一旦失去了社会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在中国13亿民众中,农民占大多数,是中国民众的主体,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就要代表9亿多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否则,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执政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工农联盟。

    前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缔造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是以工农联盟为执政基础的。列宁逝世后,经过几代苏共领导人74年的执政,重视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忽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不重视提高广大工人、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到最后苏共自身发生蜕变,从开始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到最后牺牲工人、农民利益,导致被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苏联民众抛弃,最终亡党亡国。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该党从建党时起,提出建立民主政体,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土改和保护工农群众的纲领,并制定了实现农业集体化,支持工人运动,反对特权阶层损害群众利益等行动纲领,还领导实施了土地改革,在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委员会和执委会下设立工人、农民和人民组织三大部。从而使该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但是,该党的土地政策存在严重问题。1940年无地农民有100万,1980年已上升到500万,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却仍有1500万公顷土地未被分配,有2000万公顷土地被批准分配但未被执行。也正是从80年代开始,革命制度党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面推行私有化,加重了中下层民众的经济负担,严重伤害了广大群众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以农民为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加上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贫困化和贫富悬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的基尼系数高居拉美国家第二位。90年代初,其贫困人口达4500万,其中2600万为赤贫;20%的最贫困人口只掌握全国4.4%的财富,而20%的最富者却掌握了全国53.5%的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革命制度党丧失了中下层群众的支持,动摇了党的社会基础,加剧了社会矛盾,农民采取了“直接行动”的策略去占领地主的土地,引发了南部贫困山区印第安农民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土改的中止和军队的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在农民中的形象,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成为执政71年而失去执政地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是个百年老党,1946年,在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后,前后执政达45年。印度独立后的社会基础属前资本主义形态,工业化程度不高,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国大党执政后本应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并对印度的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及时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然而国大党执政后未能解决占总人口近80%的农民土地问题,占全国农村人口约4.5%的地主和10%的富农占据着农村75%以上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和无地的农业工人占了农村人口的25%以上。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在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加上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贫富两极严重分化。上世纪90年代,全印度富人阶层约占总人口的10%,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30%左右,还有近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社会问题严重,执政基础削弱,国大党最终失去了在印度政坛的霸主地位。

    类似上述执政多年的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还有日本自民党、印尼专业集团,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所有这些执政党随着执政时间的延续,其自身的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并不断暴露,结果导致其赖以生存的民众基础由强到弱,直致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丧失执政或政坛霸主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87年,执政近60年。夺取政权是依靠农民这支主力军和巩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执政的主要阶级基础仍然是占总人口80%的农民,始终坚持了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全面把握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率先在农村实行改革,并迅速推向全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发展任务同农民结合起来,从而赢得了农民,建立起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统一战线,推进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今天,我们回顾和正确认识农民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还应当高度重视影响新世纪新阶段工农联盟和社会稳定的新矛盾、新问题,研究国外、境外一些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更要总结我们党执政近60年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工农联盟仍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的历史依据。

    四、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证明,农民定,天下定,农业兴,国家兴,农村稳,全国稳。中国共产党如果把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发展任务同农民利益结合起来,就能赢得农民,工农联盟得以巩固,从而就推进改革、发展与稳定。因为有了农民,就有了粮食,就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这个中国“天大的事情”;有了农民,就有了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来源,就能推进工业化的进程;有了农民就有了工农联盟,就有了不断壮大的建设力量;有了农民,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有了长期执政的真正基础。相反,如果失去了农民,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去领导并代表中国这个最广大群体的利益,就不会有工农联盟的巩固,不会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30年举世公认的辉煌。对于改革发展中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地区关系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那是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大量的属人民内部矛盾。但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把新世纪新阶段的改革、发展更好地同农民利益结合起来,其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

    第一,在政治上,进一步提高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增加第一线农民代表在全国各级人大、政协中的比重,加大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发言份量。在利益关系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依靠其他利益集团来为农民讲话,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是不现实的,实践证明,那样作只能损害农民的利益。

    第二,在组织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和度,成立统一的全国性农民的社团组织,如农民协会等,加大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不同利益集团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份量,改变其组织化程度低的弱势地位状况。目前,全国各个社会阶级、阶层都有各自的社团组织,唯独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9亿多农民没有自己的社团组织,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只能同各种利益集团单打独斗,处于弱势地位,往往成为受损害的一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少农村干部在与农民的关系上感到困惑,认为“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结果在工作中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成为损害农民利益、激化农村社会矛盾、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建议自上而下成立农民协会,以农民协会来维护农民的各种合法权益。

    第三,在经济上,切实落实2008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即著名的中央1号文件,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到实处。在劳资关系上要根本扭转“重资本,弱劳工”的现象,防止损害农民工的各种合法权益。

    第四,在统一战线工作上,要服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局。党的十六大及其后,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战略思想,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启动了事关党和国家大局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这是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对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对此,统一战线工作应当要有长远和全局的战略眼光,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更多地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发挥统一战线的各种优势投身新农村建设,为巩固新世纪新阶段的工农联盟多做贡献。

    综合以上理论的、现实的和历史经验的分析,笔者认为,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上来。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这对于深刻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三农”问题摆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巩固和发展从农村开始的改革的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无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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